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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金融機構來說，不良資產肯定是個包袱，它的下降肯定是個好消息，問題在于這種下降的真假以及實現下降的手段。一些銀行的年度（半年）經營報告中，大部分出現了這樣的情況，也就是不良貸款余額和不良貸款率繼續雙降。于是，銀行管理者皆大歡喜，銀行業監督管理部門皆大歡喜。這到底是喜還是憂？我認為，憂多于喜，這是一種被新面孔掩蓋的“憂”。
世界經濟金融形勢仍處于金融危機的狀態之中。從國內來看，今年以來，許多工業企業出現了效益下滑、成本上升，一些企業更是因不堪重負而關閉部分產能甚至階段性停產。在這種大的社會經濟背景下，作為企業資金供應者的金融機構，怎能獨善其身？這既不現實，也不符合金融發展的客觀規律。使用信貸資金的企業出現了問題，銀行資產肯定也要出問題。那為什么又在報表上體現了不良資產的“雙降”呢？筆者認為主要由以下原因造成：
首先，來自上級行的壓力。各家銀行的上級行都把降低不良資產作為主要經營考核指標，如果不良資產控制計劃完不成，不僅會影響全行員工的收入，也影響經營班子的升遷。在這樣巨大的壓力下，各級銀行的管理者就把這種壓力傳導和轉換給每一名員工，每一名員工當然會千方百計不遺余力地實現這個目標。當然，不排除這種高壓政策對防范風險的有利因素，我說的是脫離實際情況而通過人為的力量，使這種考核指標實現非正常的下降，則勢必使考核指標失去科學性，進而失去參考價值。
其次，監管部門的監測壓力。各級銀行業監管部門都把不良資產作為衡量金融風險高低的重要監管指標。如果一家銀行的該項指標不符合要求，該行的監管評級、網點建設都要受到嚴重影響，甚至會被責令停辦某幾項業務。這在當前金融同業競爭日趨白熱化的情況下，無異于成為制約其規模擴張和業務發展的重大政策屏障。在這種外在的壓力下，商業銀行的各級經營者也必然會不遺余力且可能是不理性地去處理與這項指標有關的各種問題。
在上述巨大壓力下，一些信貸管理人員在操作中也采用了某些不當做法。
首先，將風險向互保單位轉移。當借款企業出現不良貸款征兆或已經出現風險的時候，由銀行信貸人員“動員”其互保單位臨時增加授信額度，對擔保單位新發放一筆貸款，這家擔保單位增加的貸款又并沒有投入到本身的生產經營活動，而是替產生風險的企業歸還了風險貸款，這樣，就人為地把風險“擺平”了。在銀行報表上沒有出現這筆不良貸款。而實際上風險消除了嗎？我認為還沒有，它只是轉移到另一家企業去了，客觀上造成了另一家企業的成本上升，盈利水平下降，融資能力受限。在經濟金融環境存在較多不確定因素的形勢下，這家擔保企業一般來說也會慢慢滑向風險企業之列，而當它出現風險兆頭或出現實施風險之后，相關銀行也會如法炮制，使一家企業的風險向多家企業傳導，把單個企業風險轉變為區域風險，甚至這種風險跨越了行業界限，給其他商業銀行的信貸管理帶來了很大的操作風險。
其次是企業集團內部轉移。我們不否認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一部分企業走上了集團化發展的道路，但越來越多的事實證明，相當多的集團企業都開始將關聯企業變更為表面看起來各自都為獨立法人的子公司。這樣做的好處很多，比如可以以子公司之間互保、母子公司之間互保等形式從多家銀行套取信貸資金。而一旦一家子公司出現風險，這會為銀行的信貸管理帶來很大的潛在風險，但也為一部分銀行工作人員化解不良貸款提供了操作空間。還有一種現象就是，銀行承兌匯票差額授信以一種循環開票再質押再貼現再開票的形式，不斷膨脹著信貸風險，而銀行的存款指標考核，又迫使更多的銀行基層機構和信貸操作人員樂意變換各種手法開立承兌匯票獲取保證金存款。
再次，民間借貸的傳導風險。因為從現在的信貸管理手段來看，企業的資產負債率是銀行考察企業償還能力的重要指標，現有的銀行信貸征信咨詢系統沒有收錄民間借貸收據，導致企業資產負債表上的資產負債率嚴重失實。即使銀行從操作的角度沒有出現問題，但企業靠民間借貸融入的資金出現了問題，商業銀行同樣會被拉入資金泥潭。每一家因民間借貸不能償還而崩潰的企業，都會隨機爆發一系列的銀行不良貸款，這些不良貸款經過上述途徑的轉移或轉換，有一部分又以新的面孔轉移給尚未出現風險的企業。這種風險因子，它會以銀行防不勝防的途徑和方式向整個經濟領域蔓延，并影響到經濟金融秩序的穩定和社會的和諧。
此外，在一些商業銀行處置不良資產的實例中，不難發現一些“新授信,背舊賬”的問題，也就是說，向銀行借款的新授信企業，必須答應承提一部分銀行的現有不良資產，才能取得貸款授信。在當前部分企業資金缺乏，特別是一些小微企業融資困難的情況下，被迫答應此項條件的為數不少。這部分交易不體現在借貸合同中，而往往口頭協議來實現，這種辦法直接減少了銀行的不良資產存量，降低了不良資產水平，雖然上下皆大歡喜，報表也比較好看，但高成本融資所帶來的到期還款壓力，可能使這些融資企業逐漸接近風險企業的邊緣。
面對以上問題，政府和銀行業監督管理部門應該怎么辦，商業銀行自身在銀行信貸管理上應該怎么辦？
我認為應該從以下方面著手解決：
首先，加強法規建設。建議全國人大盡快制定頒布《民間借貸法》，對民間借貸的行為主體、利率幅度、保證方式、賠償責任以及政府監管等方面作出明確規定。其次，完善征信體系。建議央行、銀監會聯合制定有關規定，明確要求將授信企業的民間借貸情況納入現行銀行征信系統，從而更加準確地反映授信企業真實的資產負債率情況，為商業銀行的信貸操作提供更加準確的財務依據。第三，加強打擊非正常手段化解對“新授信背舊貸款”以及違背授信企業意志，強迫使其為互保或關聯企業承提債務而得不到信貸資金的行為，一旦發現，銀行業監督管理部門以及商業銀行上級行應采取行政措施加以更正，給企業造成經濟損失的應予賠償。第四，強化檢查監督。建議商業銀行在貸款考察中嚴格考察以集團名義統一資金調度然后又以集團下設的獨立法人子公司相互擔保套取銀行授信的情況，密切關注貸款資金的流向和流量，防止資金流向關聯企業，成為開立敞口銀行承兌匯票的保證金，導致企業循環開票，擴大在各家銀行的授信總額度。同時，也要密切關注一部分所謂的“優質客戶”，利用各家商業銀行爭相為其授信的有利條件套取銀行貸款，拆借給關聯企業或其他企業提高利率，牟取非法利益。第五，優化考核體系。建議各家商業銀行總行逐步淡化甚至取消存款類指標時間余額的考核，從政策上限制期末高成本“拉存款”這種不正當競爭行為。
經濟觀察報 賈善耕/文（作者為華夏銀行總行特約研究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