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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良：我國并沒有定期公布外匯儲備資產的投資組合和資產配置情況，但從美國公布的數據可以大致看出我國外匯儲備資產投向。我國外匯儲備美元資產的比重可能占到60%—70%之間，除國債外，還購買了很多美國機構債權和公司債。因此我國外匯儲備對美國債券市場的波動十分敏感。并且，從歷史情況來看，以美國債券為主要投資對象的外匯儲備，收益率并不是十分樂觀。
應該看到，我國外匯儲備運用有其難度：從貨幣分布上看，無論哪種貨幣資產都存在風險，歐元、日元資產也都無法盡如人意。從資產類型上看，存在實現方式上的操作問題，外匯儲備需要通過合理方式轉換才能進行投資，同時由于國際敏感性，我們購買海外資產也存在難度。
外儲投資運用不是以簡單的收益來衡量的，而是實現我國發展戰略的重要資源。外儲投資運用的改革可從兩方面著手：
一是關于貨幣投向問題。盡管目前多種貨幣資產都有風險，美元甚至成為避險貨幣，但我國如此大量的外儲僅投資某種貨幣資產是不可想象的。并且在美國龐大債務背景下，美元貶值也是必然趨勢。貨幣資產多元化的視野應更加廣闊，比如與IMF等國際機構合作實現戰略層面的利益，或適度增加黃金儲備等。
二是關于資產類型問題。應盡可能拓寬投資渠道。首先，可以考慮設立專項海外投資資金，定向支持中國企業走出去，例如支持中國礦業企業赴海外進行能源開發、支持金融企業赴海外投資設點、支持中國企業赴非洲進行開發建設等等。其次，可以考慮增加相關投資公司資本金，進行對外股權投資。也可考慮委托第三方的方式進行投資。再次，可以借鑒日本經驗，將“國家外匯儲備”中的資金貸款給開發銀行或商業銀行，再由銀行運用這些資金對企業進行支持。如日本在2011年3月就動用了其外匯基金特別賬戶中的50億美元貸款給日本國有的國際協力銀行，用于援助日本在海外投資的企業。
上海證券報：對于推進“藏匯于民”，您有何建議？
宗良：要正確理解“藏匯于民”的問題，需要從外匯儲備形成的過程講起。外匯儲備形成的過程實際上是市場上的外匯轉化成官方外匯的過程。當企業或居民由于從事對外經濟貿易、投資等活動獲得外匯時，就產生了市場上的外匯。企業或居民因沒有外匯使用需求或出于防范匯率波動風險等原因而不愿意持有外匯，將外匯出售給商業銀行，而商業銀行又將多余的外匯（未通過貸款或投資等方式進行使用的外匯）出售給央行，從而完成了市場的外匯向官方外匯的轉化過程，也就產生了外匯儲備。
我國外匯儲備高速增長的一個重要原因是，在人民幣持續升值的情況下，企業和居民沒有大量持有外匯的意愿，可見，能否實現“藏匯于民”，關鍵問題在于使企業和居民產生持有外匯的意愿。企業和居民持有外匯的意愿能否提升，受很多因素的影響。一是經濟發展水平，當經濟發展提升到一定的水平，居民出境活動更加頻繁了，使用外匯購買境外服務和商品的需求就更加旺盛。二是人民幣匯率單邊升值的趨勢能否改變，在人民幣長期、持續升值情況下，企業和居民一定是不愿意持有外匯的，只有人民幣匯率形成良好的雙向波動趨勢，持有外匯不一定會發生虧損時，出于對外支付和套期保值的需要，企業和居民持有外匯的意愿才會有明顯改善。
上海證券報：您覺得如何從根源上控制外匯儲備的新增量？
宗良：要從根源上控制外匯儲備的新增量，需要搞清楚外匯儲備形成的根源。
經濟發展結構是我國外匯儲備形成的根源。大力發展外向型經濟、鼓勵出口創匯曾是我國經濟發展的重要支柱之一，也是外匯儲備超常增長的最根本原因。
出口導向型經濟下很容易形成經常項目順差。同時，我國逐步放松了對國際資本流動的管制，并制定了一系列優惠政策鼓勵吸收外國直接投資，加上近年來人民幣升值預期不斷強化，這些因素直接導致了我國長期的資本項目順差。
可見，要控制外匯儲備的增長趨勢，根本問題還是我國經濟結構的調整，改變依靠出口拉動的經濟增長模式，大力提升內需對經濟的貢獻和拉動力度。當然，這個過程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經過一個較長的時期。在經濟結構轉型沒有明顯成效之前，外匯儲備的增長趨勢難以扭轉。應當對外匯儲備在較長一段時間內仍然維持增長局面有所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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